[25] 参见谢世宪：《论公法上之比例原则》，载城仲模：《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台北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123页。
后一种民主，即人民参与最终判断是非的权利，也可称为直接的司法民主。陪审制度和普选权，是使多数能够进行统治的两个力量相等的手段[8]。
为什么？生在200多年前的贝卡利亚，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答案：优秀的法律应当为主要法官配置一些随机产生而不是选举产生陪审官。正因为如此，传统的法学理论中必然包含着不少从根本上反民主的内容[20]。[37]【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 商务印书馆， 1997版 ，第158页。（【美】哈罗德·Ｊ·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１版，第52页）我们的法学家们，真的对这些常识、常理都究竟不明就里吗？[44]道德的政治如果不以不可磨灭的人类感情为基础的话，就别想建立起任何持久的优势。（二）司法民主是确保司法公正的政治民主无论从逻辑，还是从事实的角度考察，司法民主与政治民主之间的互动都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内容：1. 司法民主是政治民主的组成部分。
自1789年以后，大陆法系在人民主权、三权分立等理念指导下建立的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近代法治，都有不止一次被人民所推翻的历史，则可以说是后一方面的典型。这种心境的平安是从人人都认为他本身是安全的这个看法产生的。推理强调的是从前提（理由）推导出结论（主张）的思维过程，而论证强调的是从主张（结论）寻找支持理由（前提）的思维过程。
评价法律论证好坏的方法就是法律逻辑方法。新中国成立以后，1979年我国第一部刑法曾默许了有罪推定和疑罪从轻原则，而且这一原则通常被司法人员不自觉地贯彻执行。[21]他的逻辑学实际上仅仅指形式逻辑。亚里士多德把他的三段论理论构想成整个一般论证的内核，这表明法律论证也有一个逻辑内核，正是对论证的全神贯注三段论逻辑被限制到了法律上。
这意味着，警官弗尔曼所给出的证据有可能是设计陷害辛普森的，其证据的可采性自然就受到了挑战格从笔记中有一段话对于法的历史性的论述更为直接：在法学中有很多东西如果不借助于相应的历史基础知识将会无法理解。
[2]对于第一条原则，1802/1803年讲义本身只是作了一个很简单的提纲式的说明，必须结合格林笔记才能窥知其确切含义。从格林笔记第一部分第三章法学的体系性研究的记载看，两条原则的结合是否成功似乎与法学家对概念的处理以及对体系性的理解有一定的关系。这种研究是绝对不可欠缺的，尤其是对于优士丁尼的立法，因为每个立法或多或少都是先前立法史的结果。在1803/1804年讲义中，萨维尼对历史方法的含义作了进一步阐述：科学著作有两种任务：处于时间之中，以及不受时间限制的。
[23]以上这段论述颇耐人寻味：萨维尼对于法学领域内的哲学性研究到底持什么态度？这段论述是否与萨维尼法学方法论的第二条原则自相矛盾？从萨维尼对于哲学性研究在法学发展史上的贡献的评价看，他似乎倾向于对这种研究持否定态度。萨维尼把历史主义方法理解为一种绝对方法——直接从法源出发，不借助于二手资料的方法，同时他把法源限定为古罗马法，[16]这意味着用历史主义方法研究法律需要回归罗马法，而不是中世纪后期被改造过的罗马法，尤其是在17、18世纪被现代运用学派篡改过的罗马法。在此之后，萨维尼接着从两个角度诠释法的历史性。这种科学的方法主要是体系化方法，它可以确保德意志人所接触到的发端于古罗马的法律不是历史碎片的大杂烩，而是一个具备精神内核的活生生的整体。
即便没有自然法学，法学研究也会同样出色，在没有哲学研究或只有极少量研究的时代，以及在目前人们不再把法学看作哲学的情况下，法学也能繁荣昌盛。[11]这段论述表明，萨维尼所谓的法的历史性并非指历史知识与法的简单对接，毋宁是指法自身具有内在的历史性，换言之，他似乎更倾向于内部法律史。
杨代雄（1976—），男，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民商法专业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法基础理论、民法史。从这个角度看，法官与法学家的职能是相同的。
第三部分是法学的学院性研究（Academisches Studium），主要涉及如何利用教学来达到法学研究目的。萨维尼对此极为反感，认为这种方法是完全任意、专断的，必将导致种种谬误，他试图以追求客观性、绝对性、科学性的历史主义方法取代理性（自然）法学的方法。其二，应该回归古罗马法的历史文本。另见薛军：《蒂堡对萨维尼的论战及其历史遗产》，载徐国栋编：《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论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09页。[11]Savigny, a.a.O., S.156.[12]Savigny, a.a.O., S.203.[13]Savigny, a.a.O., S.203.[14][美]艾伦?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李静冰、姚新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1—153页。在一个限定的时点上，这种绝对知识如何可能？借助于在其特有的限定性中进行认识、理解、阐述。
所有的体系都根源于哲学，对纯历史性体系的论述溯源于某种统一性（Einheit）、某种理念，这种统一性与理念构成体系化论述的基础，这就是哲学。萨维尼这个观点是有针对性的。
萨维尼认为，前述第一条原则与第二条原则固然是不同的，但二者却是互相关联的，法学的全部属性就是建立在这种关联的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按照萨维尼这个时期的法源理论，所谓的法律就是古罗马流传下来的法律，尤其是优士丁尼的《民法大全》，在他的心灵深处，似乎依然把自己视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子民，[10]受罗马法的约束是理所当然的，法官与法学家的任务是解释罗马法，在他看来，罗马法既是历史文本，也是实证法，对罗马法的研究既是实证主义的研究，也是历史主义的研究。
只有掌握造法之方法，才能形构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民法理论与制度体系。[9]在萨维尼这段话中，法的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是统一的：任何人都不得基于自己的观念任意地创造法律，法官与法学家亦是如此，这显然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法律观。
本文使用的原始资料主要包括：1、萨维尼1802/1803年法学方法论讲义，授课时间从1802年11月至1803年3月，每周2课时，授课地点是马堡大学，以下简称1802/1803年讲义。法学方法论三条基本原则就是其思考的起点，这三条原则奠定了萨维尼法学方法论乃至其整个民法理论体系的思想基础。[15]参见许章润：《民族的自然言说——萨维尼与蒂博的论战、法典化及其他》，载《读书》，2001年第11期。……现在不再由法官进行任意裁判，而是由法律本身加以判定。
哲学式的自然法学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四、萨维尼给我们的启示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德意志的法律人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本文拟对萨维尼早期法学方法论中的三条基本原则进行初步解读，这三条原则是萨维尼法学方法论体系的根基所在。在萨维尼眼中，法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现象，属于时间范畴。
他试图通过自己的思考为德国法学指明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以上资料自萨维尼去世后逐渐被人们淡忘，直至上个世纪20年代，康特洛维奇等人重新发现了格林笔记并将其公之于众。
萨维尼认为，法学式的自然法学只不过是以比较抽象的方式提出罗马法原理并且相信它们是借助于哲学才得以发现的。以下这两句话可以算是对该原则最完整的诠释：应当把立法分解为一些单个的要素并且依据其精神在真正的内在关联中进行论述，由此，可以按照某个特定时期的历史序列提出一个通过此种研究所发现的体系。他认为这显然是贬低了哲学，仅仅将其视为历史研究的基础知识。这种意义上的哲学性研究与萨维尼所提倡的法律体系化意义上的哲学性研究也有所不同。
[30]如前所述，这个时期萨维尼所谓的哲学性与体系性是同义的，问题是注释因素与历史是什么关系。如果说前者采用的是外部观察视角——着眼于法与政治或其他因素的关系——的话，那么后者采用的就是内部观察视角，亦即完全置身于法学领域之内，对法律规则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考察，在解释之对象的多样性中寻求统一性与基本理念，进而对法予以体系化阐述。
我们可以推断，萨维尼似乎认为，在被注释的具体规则与整个体系之间需要某种媒介性的因素，法学研究应该在对规则进行准确注释之后，去寻求这种媒介性的因素。他直接或间接地为19世纪德国民法科学与立法实践指引了路向，假如没有他的方法论，德国民法理论与民法典可能就不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那种形态。
他认为费希特作了卓有成效的改进，其著作并非对既有实践规则的汇总，而是以此为出发点对立法观以及法学作根本性的哲学探究，在其《自然法权基础》这本书中，实践性的具体规则极为罕见。所有关于那些客观产生的东西的知识被人们称为历史知识，由此可见，立法科学（法学）[3]的全部特征在于历史性。